陈伟：《秦汉简牍所见的律典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59)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薛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33、112页。与帝制时期的罗马帝国相比，此项开支是后者的两倍甚至三倍。
(50)关于秦汉律令及其研究的总体状况，参见徐世虹：《秦汉法律研究百年(一)——以辑佚考证为特征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汉律研究》，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83)Fritz Schulz,Principles of Roman Law,Oxford:Clarendon Press,1936,pp.207-208;《学说汇纂》第48卷，薛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286页。律令知识是时人出仕的基本素养。(21)尽管实际运作中的侧重程度不同，但各地普遍出现了标准化的地方性法规、类似的地方议会和任期制的地方长官。(41)参见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柴生芳、朱恒晔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7—231页。
刑事案件中，公元初年提比留乌斯(Tiberius)时代起，法官可对被告施加刑讯。在罗马共和及元首制前期，分权体制及法律多元状态使法的施行标准灵活多元，法官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68)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0页。
(46)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法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从传统的人治型的国家治理体制向现代的法治型的国家治理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坚定不移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必然要求健全和改善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体制和工作机制，推进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的制度化、法治化，把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确保在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62)同前注(55)，习近平书，第119页。(25)同前注②，习近平书，第13页。
(69) (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 在不同的国情条件下，文明社会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五彩缤纷、丰富多样的历史特点。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开辟和拓展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为创造中国奇迹、实现中国之治夯实了深厚的法治基础。
三、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逻辑 现代化与法治内在联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68)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法治这个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与法治变革进程，在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成功地开辟和拓展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从而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历史终结论的神话，为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方案。⑦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法治现代化道路。(40)《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废除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所谓的法统，确立了由新民主主义类型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发展到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指导原则，并且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治建设的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18)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有力推动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向纵深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内在关联、不可分割，二者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走上这一奇迹般的发展道路呢？答案在于中国本身的制度优势，在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拓展。
(71) (三)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中国经验 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走适合自己的法治现代化道路，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共产党执政后亟待解决好的一项迫切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沉痛教训，把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的历史性任务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并且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历史新时期法治建设方针。
(三)阐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取向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内在交融、不可分割，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3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4-55页。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建立新民主主义法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进行，展开了对于中国式法治发展新道路的艰辛探索。在当代中国，创造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有机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推动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的过程，是本土法治资源的价值意义得以充分展示的过程。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31)同前注④，邓小平书，第373页。(47)参见[英]马丁·阿尔布劳：《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力理论》，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67-70页。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4页。法治现代化不仅表明法律是以形式上正确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社会主体行动的一般模式，具有形式的理性化的特征。
(六)表达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全球主张 当今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有机互动、相互作用，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能力，纳入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中，提出了新时代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的具体任务。
(23)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过程中，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充分认识法治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法治发展的战略考量，重视法治建设，推进法治变革，坚定地走出一条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习近平指出：从世界历史看，经过长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之后，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一套制度往往需要较长甚至很长的历史时期。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为发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和活力。(44)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70)参见[美]安·塞德曼、罗伯特·塞德曼：《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冯玉军、俞飞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0、50-52、58-59、384页。(39)参见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41页。
(49)同前注②，习近平书，第16页第三，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其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优势。一是依靠法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把全面依法治国理解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之一。全面依法治国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治国理政各方面，正在并且还将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领域从理念思维、制度安排到运转模式发生全方位变革。
由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战略地位的命题众多，本文按照从普遍到特殊、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到微观的标准，将法治战略地位论划分为三个理论层次加以梳理和阐释。其一，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石。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明了依法治军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第五，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冶。要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习近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21(P12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12] 第五，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
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法治体系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工程。